安东尼·布林肯国务卿发表讲话 至关重要的伙伴以及共同的重点要务：拜登政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战略
1956年，156名活动人士因集会支持《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而遭到抓捕，这部宪章充满勇气地宣告南非属于南非人民。当叛国罪审判（Treason Trial）在比勒陀利亚这里开始时，受到指控的人士包括宪章的起草者之一Z·K·马修斯（Z.K. Matthews）教授和他的儿子乔·马修斯（Joe Matthews）——一位崭露头角的非国大（ANC）活动家，他们是今天担任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部的娜莱迪·潘多尔（Naledi Pandor）博士的祖父和父亲。（掌声）
我们也从你们的南非同胞的各项成就中看到了这种进步——南非国家女子足球队（Banyana Banyana）和南非国家男子橄榄球队（Springboks）最近的胜利。（掌声）马卡贝（Makeba）和马斯盖拉（Masekela）持久的音乐影响力，以及Amapiano和像——（掌声）——就是——像刚刚斩获格莱美奖的黑咖啡（Black Coffee）这样的音乐人的新的影响力。
当刚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于1963年汇聚一堂成立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及非洲联盟的前身时，他们写下的宪章的第一句话是：“坚信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全体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美国发展金融公司（U.S.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正在投入3亿美元融资，用于在包括南非在内的整个地区发展、构建及运营数据中心。
因此，我们将采取不同的做法。 我们不会把民主作为非洲存在问题而美国有解决方案的领域来对待。 我们认识到，民主政体面临着共同挑战，我们需要作为平等伙伴，与其他政府、民间社会和公民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是去年12月拜登总统主持、有100个国家踊跃参加的民主峰会的精神。 它将推动美国自2014年以来首次将于今年12月主办的非洲领导人峰会（African Leaders Summit） ——为解决共同的优先要务增强势头提供机会。
我们将与合作伙伴合作，解决21世纪对民主的威胁，如虚假信息、数字监控以及将腐败武器化。 我们将推出一个新的良好治理举措 —— 《全球脆弱性法案》（Global Fragility Act）；该法案将进行为期十年的投资，在易于滋生冲突的地方促进更和平、更包容、更有韧性的社会，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莫桑比克以及贝宁、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多哥等西非沿海国家。
每到一处，我们会首先询问当地合作伙伴，美国的帮助能够在哪些方面发挥最大作用。 我们正借鉴过去几十年来在预防冲突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例如发展社区领袖、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之间的关系 —— 这对于在紧张局势爆发为暴力之前予以化解至关重要 ——以及建设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诸如更频繁、更严重的干旱等破坏稳定的种种影响的恢复能力。
我们将重点放在关注民主与安全之间的联系。 历史表明，强大的民主国家往往更稳定，较不易发生冲突，而薄弱的民主国家所固有的不良治理、排他性和腐败性使其更易于受到极端主义运动以及外国干涉的影响。 这包括克里姆林宫支持的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正如我们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所看到的，该集团利用局势不稳来掠夺资源，实施暴行而不受惩罚。
美国认识到，非洲国家面临着真正的安全问题，无数社区受到恐怖主义和暴力这双重祸患的困扰。 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瓦格纳，也不是任何其他雇佣军团伙。解决问题的答案是努力建立更有效、更负责任的非洲安全部队，尊重人民的权利，解决往往驱使人们加入犯罪或极端主义团体的边缘化问题。 解决问题的答案是通过持续的外交努力—— 越来越多地由非洲领导人、区域组织和公民主导的外交努力 —— 来结束暴力并开辟和平之路 。
最后，解决问题的答案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 非洲领导人正越来越多地强调和平过渡对区域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意义。 这包括西非经共体（ECOWAS）在内。该组织正在进行辩论，决定其15个成员国是否应该通过一项禁令，禁止总统谋求第三个任期。 加纳和尼日利亚两国总统是这一禁令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这两位总统都在第二个任期内。
明天，肯尼亚人民将选出一位新领导人，随后安哥拉人民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进行选举。 2023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的人民都将参加投票。 每一次选举都是非洲公民和国家重申领导人对其人民负责以及在该地区和世界各地加强民主的机会。
我们知道新冠疫情给非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 生命的丧失以及生计的破坏。 超过5500万非洲人因疫情而陷入贫困，使几十年来得之不易的进步受挫。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战争加深了这种经济痛楚。
因此，让我简要地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做的。 我们号召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加大力度，应对关键挑战，如债务减免。 我们与南非和20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帮助制定了一个债务减免的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 for Debt Relief），首次将中国和其他债权国纳入其中。 对赞比亚而言，这一集体承诺有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计划中解锁14 亿美元，该计划旨在帮助该国重回稳定的经济道路，为赞比亚人民促进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增长。
几个月前，我于五月份在联合国召集了一次全球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号召捐助国填补一些紧迫的资金缺口，并让受影响的国家指明其所需支持的领域。 非洲有关官员明确表示，除了紧急救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对农业体系的韧性、创新和自给自足方面更多的投资。 我们正在对这些要求作出回应。
我们的“未来粮食保障”（Feed the Future）项目将在五年内向20个伙伴国家投资110亿美元，其中16个在非洲。我们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同发起的一项新举措正在有力推动气候智能型农业的投资和创新。
还有青年一代。昨天，我会见了“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的校友们。自奥巴马总统八年前启动该计划以来，涵盖撒哈拉以南所有非洲国家的5,000多名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前来美国接受学术和领导力培训，不仅培养技能，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将建立持续一生的人际关系。为年轻的非洲领导人提供工具、资源和虚拟社区的更广泛的非洲青年领袖计划（Young African Leaders Initiative, YALI）网络现在拥有超过70万名成员。
我们在卫生领域的工作同样可圈可点。2003年，乔治·W·布什总统创建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PEPFAR），为HIV预防、检测、治疗和护理做出了划时代的投资。我认为，这是我有生之年美国实施的最伟大举措之一。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投入了超过1,000亿美元，几乎所有资金都用于我们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合作伙伴共同从事的项目。据估计，我们共同挽救了大约2,100万人的生命，还有千百万人免于感染，其中包括550万出生时免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婴儿。